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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某医院，800公里路程被收2.8万元”的消息持续发酵。

  6月16日，江西的唐先生反映，今年4月，他将身患重症的孩子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某医院，800公里路程被“民营救护车”司机收费28000元，且没有说明价格明细，

  唐先生表示，2025年4月4日，孩子入住江西省儿童医院心脏中心接受专业的治疗，但情况未有好转，反而愈发严重。8日晚，主治医生建议孩子转院治疗。“我提出前往上海的医院做治疗，并且让主治医生帮我联系救护车用于转运。”唐先生说。

  由于情况紧急，他和家人并没过多纠结费用，在上车前支付了14000元的预付款，抵达上海，唐先生支付了余下的14000元尾款。两名司机全程未向唐先生开具发票或收据。

  发生这件事情后，唐先生觉得这笔费用“有点离谱”，存在一定透明度不足的问题。于是，唐先生向江西省卫健部门进行投诉。

  6月18日，江西省卫健委对该事件发布通报表示，经调查发现，救护车所有方南昌赣医医院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目前，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已责令其退回了不合理收费，并暂停医疗转运服务。

  随着所谓知情人士爆出“主治医生被处罚”，部分网友提出：跨省转运800公里，使用了昂贵的ECMO设备，并配备了专业医护人员，2.8万元的费用不算贵。舆论从此发生了反转。“他仅退款是开心了，以后恐怕再没这么好的医生……”，网友纷纷开始指责唐先生“不懂行情”、“过河拆桥”、“利用孩子生病赚钱”，并给江西省儿童医院寄送锦旗表示支持和感谢……微博上话题#现代版农夫与蛇#和#多家跨省转运救护车公司暂不接ECMO单#登上热搜。

  对此，部分网友认为，跨省800公里，且使用了昂贵的ECMO设备，并配备专业医护人员，2.8万元的费用“不算贵”甚至“合情合理”。他们指责当事人唐先生“不懂行情”“过河拆桥”“利用孩子生病赚钱”……

  部分网友甚至还对唐先生进行“人肉”，以短信骚扰、电话辱骂等形式攻击唐先生一家。

  唐先生亲属表示：网友提到的“ECMO”设备问题，其实在4月5日便已经运行使用，平均每小时的维护费176元，在随车过程中所使用的也是这套设备，由江西省儿童医院心脏中心提供。路程中所要使用到的ECMO等仪器的使用费和江西省儿童医院医护人员随行费用已在出院前结清。不存在部分网友所说“唐先生孩子使用救护车上ECMO”的情况。这也就是说2.8万元仅为车辆使用费。

  对于诊治医生以及医疗团队，唐先生也一直心怀感激，没有想对其造成了严重的伤害，更没有所谓的“过河拆桥”“背刺”一说。

  6月24日，唐先生的一位亲属出面，他对患儿住院期间情况较为熟悉，针对网友质疑，出面做出回应。该亲属表示，唐先生已对相关社交账号言论进行取证，并将证据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此前，有市民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发制作锦旗送至医院及卫健委有关部门的帖子，该市民表示希望表扬联系转运的医生。对此，12345客服称，省卫健委在回复中表示，关于表扬医护人员和转运司机的问题已转给有关部门研究，感谢群众对卫生健康工作的关注和支持。

  有观点指出，唐先生的做法或有欠妥之处，但也不该受到网暴等对待。孩子病重，家属根本不具备与救护车议价的能力，只能在有限选项中做出选择。其事后投诉维权，也是行使自身的权利。过分苛责，或让更多患者因顾虑遭受社会指责而放弃维权。

  从另一个角度看，涉事医院的处境同样充满了矛盾，甚至颇为艰难。配备专业医护团队的成本、长途转运的人力物力投入，以及转运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医疗风险，都是涉事医院作为民营机构一定要考虑的生存现实。

  简单以“天价”标签否定医院服务价值，容易走向误伤服务供给方的另一个极端。这类高配置急救转运车的业务量很少，单次收费较高，有时未必就不合理。网友之所以为涉事医院鸣不平，也是担心因此导致这项稀缺服务就此中断。

  但这起事件处理引发争议的本质，仍是非急救转运领域尤其是跨省服务存在制度缺陷。

  一方面，公立医院的120急救体系受限于属地管理，没办法提供跨省转运服务。另一方面，当患者提出紧急需求时，医生只能协助联系外部资源。这种“两头不靠岸”的困境，是我们国家医疗转运体系结构性短板的缩影。

  进一步而言，我国院前急救服务已形成相对规范的属地化管理体系，但非急救转运仍处在规则“真空地带”。公立医院受资源限制难以覆盖所有需求，民营机构虽填补了市场空白，却因缺乏统一准入标准、收费指导和服务规范，导致定价混乱、服务参差。

  更关键的是，跨省转运涉及跨地区监管与服务，地方性规则难以突破行政边界，使得转运车辆在跨区域时面临“双重失管”的风险。在此情势下，无论是将责任全推给负责转运的机构，还是让患者独自承担风险与成本，都不是这道难题的正解。

  对于非急救转运尤其是跨省服务，更合理的解决路径应该是构建分级分类的服务体系。比如，省级三甲医院聚焦危重患者转运，配备专业设备和团队；基层医疗机构则可承担普通患者的康复转运需求。同时，要建立透明的定价机制，根据转运距离、设备使用、医护配置等因素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并强制要求提供费用明细清单。

  此外，在评价医疗行为时，也需打破“民营即高价”的刻板印象。事实上，这次争议中出现不少支持涉事医院的声音，说明社会对民营医疗机构的评价已趋于理性。这种“对事不对人”、只依据事情本身是非曲直给予评价的做法，值得高度肯定。

  尽管目前部分地区已出台非急救转运规则，但地方性规则仍难以解决跨省转运的难题。比如，某省规定的收费标准在另一省可能完全失效，转运车辆途经多地时更可能面临“各管一段”的碎片化现象。

  因此，亟待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跨省转运服务标准，明确车辆资质、人员配备、收费原则等方面的规则，并建立全国性转运服务信息平台，实现需求发布、服务匹配、费用结算全程可追溯。

  2.8万元“天价”救护车引发的争议，为医疗转运体系改革下了一道“催促令”。唯有顶层设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方能尽快全链条打通非急救转运的制度堵点，让每一位患者都能获得有尊严、可负担的医疗转运服务。同时，也保护好救护车运营方的正当利益，让非急救转运收费合理、竞争有序，并用规范化的服务将“黑救护车”挤出市场。